文：长安咸宁
近现代基础教育办学校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甲午战争至戊戍变法期间兴新学,第二次是***运动后学制改革至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办学,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办人民教育。前两次教育高潮的兴起都是在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势下进行的。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让依靠洋务运动兴国的开明士大夫阶层如梦方醒,他们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观念已经不足以应对危机日益四伏的社会。于是兴办新学、开启民智成了教育第一要务。
第二次高潮出现于民国时期,确切地说应是以1922年施行的《壬戌学制》和1923年公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为开始的标志。当时虽为北伐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但基础教育办学却方兴未艾,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形成了教育实验运动。据统计,从1925年到1935年,仅10年间各种农村
大家猜猜这是哪所学校
教育实验区就有193个,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到抗战爆发后,这股教育风仍在大后方继续,显示出我国基础教育获强的生命力,而爱国救亡意识也为教育注入新的民族内涵,影响深远
1941年6月晋南战役(中条山战役)以失败告终,**退出中条山。数万三秦将士壮烈殉国。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大部分是来自陕西十七八岁的冷(也作“愣”,在关中方言里,冷字有凶狠、坚忍、勇猛之意)娃们。70多年前,他们被日军围困在绝壁之上,死不当浮虏。他们先跪天地,再跑爹娘,高吼秦腔,扑向滚滚黄河,演出了一幕久远悲壮的历史活剧,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山河的生命绝唱。
中条山战役极大***了三秦儿女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当时陕西随即兴起了一股兴办基础教育学校的风潮。西安乃至关中地区的一些知名中学大多诞生于这个时期
战争频仍,离乱不断,民族危机空前加重。教育兴国、办学强国的意识在陕西人心中高涨。如上文所说,日寇虽未打进潼关、直驱关中,但是日军飞机却数临西安上空轰炸。当时西安诸多学校危殆,一些学校为躲避轰炸将校舍搬至城南一带。这里聚集了很多来自西安城中的孩子,加之长安本地孩子,还有些从沦陷区逃至陕西的孩子,都渴望接受新知,面对这些无学可上的青少年,对他们进行教育成了首要任务。
长安一中校门（1990）
1941年冬,经陕西省教育厅同意,长安县***决定设立初级中学,成立了以张丹柏(时任县长)任主任委员,梁振纲(时任教育科长)、崔鸣岐(时任韦曲乡长)、惠甘亭(原芷阳中学校长)、陈天人为委员的县中校舍建筑委员会,委派陈天人为校长,并发给开班费5万余元。
当时新校尚未建成,而从西安城中为躲避轰炸迁到韦兆镇的开通巷小学,在原村大庙的基础上经过募捐扩建,校舍初具规模,教室比较充足。陈天人校长与教育主任王椿萱、调育主任高卓洲前往韦兆镇协商,后该小学同意借给中学教室几间,等中学学校建成后归还。
教室问题初步解决,教师来源却是难题。当时知识分子奇缺,要聘请足够的教师殊非易事。陈天人校长采取多种形式,邀请品学兼优、足以胜任教学的人。当时招聘的教师有徐颖新、翁维谦、刘逸村、王宗敏、张玉书、崔雅文、刘赞波、杨国瑞、陈绶之、樊昭明,***的教师有惠甘亭、雷镜潭、杨秦初、康乐三,职员有王志宏、雷锡璋、韩逢哲、韩宗琦,校工有朱学谦、韩生新、叶佩仓、党志杰、李明江等。以上这二十余位先生是我校最早的教师,直接见证、参与了我校的创建工作,功不可没,值得我们一中人铭记。
长安一中校门（1946）
幸喜学生的来源未成问题。正当县中草创之际,引镇大绅惠甘亭在引镇所办的私立芷阳中学,借用当地小学上课,既无正式校舍,又乏固定经费来源,开办仅一年多,已至举步维艰的境地,于是长安县***决定将其接收,并入县中。县立中学开学,一时传为喜讯,八方学子奔走相告。其中有私立芷阳中学春三二级(按民国纪年,即1943年毕)、秋三三级学生68人,有高小应届毕业的学生,有城乡要求升学的历届小学毕业生。学生以长安籍为主,兼有西安、户县、蓝田、渭南、咸阳等地学生。这些学生除从芷阳中学直接编入的外,其他都经过招生考试(试场设在陈天人先生创办的省立兴国中学),一共录取172名,这便是首届春三三级学生1942年2月22日,“长安县立初级中学”的校牌在韦兆挂出,学校首届新生进行入学考试,并于3月20日正式开学上课。5月11日,陕西省***《秘人字第2356号通知》:县立中学已筹备就绪,并开始上课,发木质校印一颗,上“长安县立初级中学铃记”
第一颗校印:长安县立初中学记
#在长安##西安头条#@西安长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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