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钞制造者

处于敌对状态的两方势力，为了从经济上重创对方营垒，常采取制造伪钞或者准货币代用券并大量投至对方辖区使用的方式，希冀达到“添乱”目的。

1949年8月31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一起伪造人民币案。主犯施子良等受白崇禧、汤恩伯指使，大量伪造人民币及中州币（当时在解放区使用的货币），数量达16900万元。上述伪币的制作时间距***攻陷上海不到三周，地点就在汾阳路150号，如今的宝来纳啤酒屋，当时的白崇禧公馆。

伪钞制造者在宪兵保护下，连续三个昼夜印出伪造出人民币30余箱，其中大部分由白崇禧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往长沙，其余交由上海部分投机奸商使用。此案侦破后，涉案的******相关人员、制版师、照相师和印刷厂老板系数落网。

同年9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再次破获伪造人民币案，主犯丁尚勤在私营银行存款20万元，夹存伪造人民币12．4万元，丁尚勤当日下午被逮捕。11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在曹家渡五角场达丰丝织商标厂内破获一起伪造人民币案，收缴200元面额假人民币3麻袋，计163183张，当时已有9000张假钞流入市场。

1949年12月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将上述三起案件的6名主犯押赴江湾执行枪决。为起到震慑作用，执刑车队途经四川路、南京路、**路、金陵路、外滩、吴淞路，沿途散发判决书。据报载，车队所到之处，马路两旁及沿街的阳台观者如云。

而今天本文刊载的两张照片，是发生在1950年上海一系列人民币伪造案的其一。资料显示，这些案件已经脱离了建国前后系列人民币伪造案“政治介入”的痕迹，而代之以纯粹的“经济逐利”。

1950年8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破获伪造人民币案，捕获主从犯13人，抄出伪造人民币一万元票面（旧币）的铜版十多块及制版用化学药品若干。照片上共11人，除了最后那名穿鸡心领毛衣的男子有误闯镜头之嫌外，其余11人无疑均为涉案嫌疑人（鸡心领男子左手站立一人，似为前人所挡）。上文言及“主从犯13人”，其他两人去了哪里？当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第2版的报道最后或许可以解释：“公安局对觉悟尚早***退出的洪湘舫，胁从并来投案的景友兰二名准予交保候传”。

此案涉案人员用“乌合之众”四个字做标签再合适不过。制伪的念头起于1950年3月间——也就是前文提及三起伪造案主犯被枪决三个月后。主犯谈金龙与其父先后拉拢了肉贩、前***松江县侦缉队探员、制版高手、某冷藏公司包饭司务（估计就是公司盒饭定向供应商）等十余人，集资数百万元人民币（旧币），按照“印刷”、“制版”和“出资”，三股平分。值得一提的是，“知识产权”在此案的设计框架中受到了空前“尊重”——制版者以技术入股。制伪者用四天时间完成制版，原计划印刷伪钞八亿（等值于今日新币8万元），但未及实施，即被警方侦悉。

本文照片上的几名嫌疑人，尤其是前排席地而坐的四名，完全可为“歪瓜裂枣”代言。

制伪钞用的印刷铜版和药水 顾廷鹏摄于1950年10月

整个1950年，上海破获的伪造人民币有关的案件还有多起。7月25日，普陀公安分局拘获人犯孙小龙等五名，抄获伪造一千元币铜版四块。孙解放前即参与印制伪钞。

7、8月间，嵩山分局、卢家湾、长宁分局合力破获大案，在上海、东台两地捕获伪钞制造者20人。其中，既有上海解放前夕参与“白崇禧公馆”制伪的人员，亦有解放伊始参与制伪，情节较轻入狱数月，刑满释放后“再入江湖”的累犯。

1950年的最后一起制伪案破获于11月中旬，14名嫌疑人在制人民币铜版之余，还“顺手”伪造卷烟查验证和税票以及名牌香烟标识，在沪杭两地出售，作为制造伪钞之本钱。上述制伪案从资料看，均未及印制出“产品”即被侦破。

1950年真正给新生政权金融体系造成实际损失的仅有一起——1950年3月24日晚，一名操浦东口音的男子到黄金大戏院（原金陵中路1号，黄金荣产业，1993年上海市政动迁拆除）购票看戏，8000元票款内夹了7000元伪钞，败露后被扭送公安局，经审讯牵出伪币大案，至10余人落网。至案发，嫌疑人已印制伪币4000余万元，其中一半去青浦买米，成功花出，其余各人平分用于日常消费。

那晚的黄金大戏院，是这伙人第一次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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