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童世骏：知识确实是力量，但尊严教育能让你“成人”

【编者按】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看来，今天社会出现的好多问题，如官员腐败、学者作弊、明星吸毒、老人碰瓷、游客出丑、路人哄抢、企业造假、骗子诈捐诈保诈汇、大学生“精致利己主义”等，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当事人的“人的尊严”意识的缺失。为此，他提出在知识教育、爱的教育之后，中国亟待补上“尊严教育”这一课。以下是他在“人文梅陇”读书节微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的教育这几年备受国外关注，比如梅陇镇蔷薇小学就曾经上过***中文网首页。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也跟教育有关——教师的一大责任是“尊严教育”。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多年前看过的一段话：“我们努力，让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充满教育的智慧与欢快的笑声；我们努力，让学生的每一个时刻都能享受学习的收获与成长的乐趣；我们努力，让教师的每一天都能体会职场的幸福与专业的尊严。”下面，我就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回答“成何人”的问题

教师的最重要任务是什么？我们估计都会赞成：“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人”确实是人生的最重要问题，但在实际上，它却很容易被其他问题所遮蔽。

在任何民族的语言中，大概都有三个最基本的动词，由此构成了人生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有何物”（having）、“做何事”（doing）和“成何人”（being）。有一本书，书名叫“To Have or To Be”，中文译成《占有还是生存》，大概的意思是讲在我们这个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更多关心的是“to have”，就是“拥有”，要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消费品。似乎拥有越多、消费越多，你就越“重要”、越“幸福”。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往往会丢失人之为人的最根本——人所承担的那些责任，人所具有的那些品质，人的生活所具有的那些意义。该书的作者叫埃里希·弗洛姆，他让我们回顾中国先秦哲人老子的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让我们回顾德国十三世纪哲人埃克哈特的名言，“人不必总去想应该做些什么，他应该更多地去思考自己是什么？”尤其是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财富越多，人性异化却越严重。

教育的最高境界，也应该是回答“成何人”的问题——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把重点放在灌输知识，把学生的脑袋当成一个容器，目的是让他毕业以后有更多的本领去赚更多的钱，也就是把“有”（having）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在学校里掌握知识、在社会上有能力赚钱，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就有问题了。最近有不少传闻，说美国的名牌大学不愿意招太多中国学生，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学生尽管非常优秀，但他们毕业以后往往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更愿意去保险公司、华尔街等赚钱多的地方。

比起只顾灌输知识、培养赚钱能力的教育，那种重视培养能力和规范行为的教育，要境界高一些。现在中国学生和家长也都知道了，美国名校不仅不喜欢发财迷，而且也不喜欢书呆子；他们希望招到的学生，不仅要有好的学习成绩，而且要有学习以外的许多兴趣、特长和经历，最好是积极参加甚至发起社团活动，在科学竞赛中拿过大奖，是热心慈善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等等。也就是说，对这些大学来说，“做何事”的问题，重要得多。我国国内现在的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很大程度上也是把“做何事”——做事的能力和意愿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学生参加这些活动、掌握种种能力，仅仅是为了申请书能写得好看一些，仅仅是为了能积累更多社会资本，就仍然没有达到教育应该有的境界，那就是把“成何人”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教育的核心问题。

“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

作为一个人，必须具有人之为人所共有的特点，尤其是人之为人所共有的文化价值。当我们说一个人活该被骂作“衣冠禽兽”的时候，这个人虽然具有人之为人的生理特征，但缺少人之为人的文化价值。

同时，作为一个人，又必须具有作为一个特定的个人所具有的特定的东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类的每个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或者说应该是与众不同的。童话里面常常用动物的种类去表达某一种性格或某一种品德，比如小兔子怎么怎么，大灰狼怎么怎么；在讲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动物的个体，而只把某一类动物当作某种象征。但人就不同了，尤其在现代社会，我们现在就连“撞衫”也不那么乐意了，谁都不愿意做一个完全没有个性特点的人，作为家长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没有独特认同的人，作为老师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是“千人一面”。

因此，只有既掌握了普遍价值，又形成了特殊认同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成人”，一个长大了的人。

解决“成何人”的关键是重视“尊严教育”

在对“尊严”及其对教育的意义做进一步解释之前，我想先讲讲尊严这个问题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现在都讲“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我就从“目标”和“问题”两个角度来说。

就“目标”而言，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优秀分子加入，是因为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过“人的生活”作为号召。根据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研究，当年安源煤矿工人运动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好，李立三提出的一个口号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从前做牛马，如今要做人！”用“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来动员群众、吸引青年，这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就是要让人人都能有一个***总书记所说的“精彩人生”。“精彩人生”是“幸福人生”，同时也是“尊严人生”，或者说，是把“尊严人生”作为重要内涵的“幸福人生”。

就“问题”而言，今天社会出现的好多问题，如官员腐败、学者作弊、明星吸毒、老人碰瓷、游客出丑、路人哄抢、企业造假、骗子诈捐诈保诈汇、大学生“精致利己主义”，等等，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当事人的“人的尊严”意识的缺失。腐败官员在电视镜头前痛哭流涕，哭诉自己不懂法，忘记了党的宗旨，但经常有报道，说某某官员今天抓起来，昨天甚至半小时以前还在会上振振有词大谈宗旨理想呢。这样的人怎么会“忘记”宗旨理想呢？但想象一下，如果第一次有人拿钱来收买他时，他就觉得这是对他本人不可容忍的人格侮辱，那就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的事情了！那些偷偷在楼道里乱扔垃圾的小区住户，那些眼看无人监督就乱闯红灯的开车人和骑车人，那些在自助餐馆浪费食物或带出食物的出国游客，有多少人是因为金钱太少、能力不够、不知道相关规定、生活过不下去了，才做这些不体面的事情的呢？从“做何事”的角度看，这些事情并不算大的错事；从“有何物”的角度看，这些人得到的并不是大的好处；但在做这些事情、得到那些便宜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意无意地降低了“成何人”的问题的分量，忽视了“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要求在他们人生中应该有的位置。

因此，无论从追求“精彩人生”的目标着眼，还是从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着眼，都要求我们在教育当中更加重视“尊严”这个价值。走出普遍贫困之后，“富而教之”的最重要任务是“教而贵之”，通过教育来培养人的尊严的意识；在一个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国家，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就是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高度。在已经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挨骂”问题的今天，我们只有从孩子们的教育开始，才能更有效地***敌人的恶意、化解外人的误解，尤其是避免朋友的失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加强“知识教育”和“爱的教育”，而且要加强“尊严教育”。

什么是“尊严教育”

尊严教育是“平等的教育”。前面说过，回答“成何人”的一个角度，是看一个人接受的是哪些价值。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平等”现在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现代社会的“尊严”概念因此是以平等而不是等级、特权作为核心内涵的。以为人际关系不是以我为主就是以你为主，以为一个人不是做主子就只能做奴才，以为只有在一个前呼后拥、前倨后恭的人群当中，自己才算得上有尊严，那都是对“尊严”一词的根本误解。把尊严意识建立在平等观念基础之上，同时也避免因为强调平等而忽视尊严、迁就平庸，是当今教育的重要任务。

尊严教育是“权利的教育”。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平等，是基本权利得到同等程度的法律保护。维护基本权利是确保人的尊严的外在条件——比方说，若没有蔷薇小学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基础教育，那些孩子们的尊严，他们的家庭的尊严，就无法充分实现。维护基本权利也是体现人的尊严的内在要求——比方说，尽管不少高校，尤其是其中的不少专业，出现了女生人数远远多于男生的情况，这些学校也不能在招生当中采取与专业无关的性别限制措施，因为不仅这种措施的后果，而且这种措施本身，都是对女生尊严的伤害。

尊严教育是“责任的教育”。我不赞成说“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因为儿童虽然没有多少义务，但他们也有权利。但对于成年人来说，权利和义务（或责任）应该是对称的。学会长大成人，就是学会遵纪守法，学会承担责任。孩子在学校里因为违反纪律而受到批评以后，有些家长会因此对学校和老师非常抵触，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要提醒这些家长们，娇惯孩子而妨碍其逐步形成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恰恰会妨碍孩子成长，妨碍孩子逐步形成有尊严的成熟人格，因而实际上会造成对孩子的严重伤害。

尊严教育也是“个性的教育”。前面讲过，人的尊严既与普遍价值有关，也与特殊认同有关。如果说普遍价值当中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话，特殊认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孩子成长的一个普遍经历，是逐步懂得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越来越希望自己成为“自己”。尊严教育就是让学生在学会遵守普遍法则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点，用好自己的个性自由，并且在发扬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个性自由。这一点特别重要。网上热传台湾一位校长的演讲，他主张在“天下兴亡”后面接着说“我的责任”而不是“匹夫有责”，这很有道理，因为“匹夫有责”，就像“匹夫不可夺其志”一样，只有落实到一个个“我”的身上才不是一句空话；他接着教导学生，身为中国人应该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这也很好，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特定的民族认同是有必要做自觉捍卫的；但他用来论证这个要求的理由，则有点问题：他说他曾对请他吃西餐的西方人说，“请给我拿筷子来！”因为“筷子是文明的象征，而你们的刀是野蛮标志，所以我不用。”在学生们面前慎重其事地以这种方式来说明筷子和刀叉的区别，无助于教导学生把尊重自己的个性与尊重别人的个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先有“师道”，后有“尊严”

孔夫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我看来，尊严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学生对人的尊严，或者说，对“有尊严的幸福人生”，对既符合普遍价值又具有特殊认同的个体的“精彩人生”，不但“知之”，得到“理之所解”，而且“好之”，树立“志之所向”，并且“乐之”，获得“情之所享”。

为了让学生“知之”，教师要把相关的道理传授给学生；而为了让学生“好之”甚至“乐之”，仅仅讲道理就不够了。最好的办法是把“讲道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道理越深刻，故事就要讲得越生动。对学生来说，最生动的故事，莫过于朝夕相处的老师们在他们面前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尊严教育”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教师的“身体力行”来体现“师道尊严”。

所谓“师道尊严”，先有“师道”，后有“尊严”；而只有不仅表达在言语中，而且体现在行动中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师道”。教师的工作，就像医生、律师乃至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技艺、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情感的一切其他工作，其价值和标准、方法和程序、技巧和艺术，是无法完全用语言来表达的，是“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师范生的教育实习之所以那么重要、青年教师由老教师带教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默会知识”是只能用“不言之教”来传授的。

即使是用语言来表达“师道”，表达的实际内容也往往体现在表达的方式当中，而不仅仅体现在表达的字句当中。老师对学生说：“这本参考书特别好。”他的意思可以是解释“我为什么要用这本书教你们”，也可能是表示“你们用了这本书我课堂上就不用多讲了”，还可以是在向学生推销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意思，仅仅从这句话本身还无法判断清楚，而必须结合师生之间的日常互动；只有在这些互动当中，学生对教师的理解方式和信任程度才能形成。最容易妨碍学生形成尊师之心和自尊之心的，莫过于教师用“说话的方式”来否定自己“说话的内容”，比如用粗鲁的口吻教育孩子“要有礼貌”，带着犹疑的眼神要求学生“为人坦诚”，漫不经心地祝愿张三同学“早日康复”，叫着李四同学的名字表扬王五同学“助人为乐”……这些情况，就像一个孩子躲在屋里，外面有人敲门：“屋里有人吗？”孩子回答：“屋里没有人！”

从这个角度说，尊严教育不仅是“良心活”（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中，知识教育是有办法考核的，尊严教育大概还没有办法考核），而且是“技术活”——什么样的尊严教育是名副其实、行之有效的，什么样的尊严教育是徒有其名的，甚至是事与愿违的，是一个需要好好研究和探索的大课题。

比方说，中国教育的最佳传统是既讲“有教无类”，又讲“因材施教”，两者如何统一，在知识教育领域已经有了大量探索成果，但这两个原则的统一如何实现于尊严教育之中，还有待于好好探索。我有一个印象，我们的老师太容易对班上同学进行能力、成绩和品格方面的比较，而且太容易用某种标签把这种比较结果等级化、固定化。

又比方说，现在每到毕业季，各个学校的校长都要用最大的努力做一个最精彩的致辞，以表达学校对毕业生们的祝愿和嘱托。但毕业典礼上传达给学生的最重要信息，或者说学校在这个场合给学生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或许不是校长“说什么”，而是校长“怎么说”；不是毕业典礼有哪些内容，而是毕业典礼用什么形式。比方说，鼓励学生“创新”的最好方式，可能并不是校长们要求同学们“创新”、“创新”、“再创新”，而是校长的致辞本身就让学生们感到既合情合理又新颖别致；教导学生“感恩”的最好方式，可能并不是教师代表在发言时要求同学们“感恩”、“感恩”、“再感恩”，而是教师代表实际地表达对他或她自己的老师的感恩，甚至是什么都不用说，让同学们亲眼目睹，他们的老师们、校长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是如何表达对前辈和社会的感恩的。

尊严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招生分班、教材教法到遣词造句、肢体语言，都要体现对孩子们的尊重，体现培养他们人的尊严观念的要求。在我看来，在这个系统工程当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理性教育”：上面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尊严”概念所包含的那些要素，价值和认同、平等和个性、权利和责任、规则和典范，等等，都可以归结在一个概念之下，那就是“讲理”。知识确实是力量，但讲理才给人以尊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着同学们“乐于讲理”而不是“蛮不讲理”，“善于讲理”而不是“强词夺理”，“敬于讲理”而不是“言不由衷”——只有这样的老师，在学生们眼中才是最有威信、最有尊严的；只有在这样的老师的教育之下，孩子们才更有希望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的栋梁之才，才更有底气拥有一个既充满快乐又受人尊敬的精彩人生。

【思想者小传】

童世骏，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1978年考入华东师大，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起在华东师大任教，2004年至2011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著作有　《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2000）、《批判与实践》（2007）、《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2010）和《论规则》（2015）等；出版译著近10种，其中包括　《理性真理与历史》（合译）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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