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经济下滑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削弱；越来越多的产业达到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后发追赶空间缩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日趋增强。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分别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和“西德经济奇迹”，但也只是保持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此后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滑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30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奇迹”。与十年前相比，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明显不同，实现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在所难免，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扩展资料：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改革将释放新的增长动力与活力，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竞争优势并未根本动摇，全球化孕育新机遇等。去年以来，面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我国***保持了足够的定力，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上，这也必将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预计在未来十年中，我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测算，在2014-2020年间，GDP年均增速只要达到6.7%，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果说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那么经济发展最富挑战，同时也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已经到来，最接近实现工业化，并走向成熟、迈向高收入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的阶段正在开启。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增速下降

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那种粗放式、低效能、过分依赖的固定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的经济结构，逐步成为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逐步进行着经济优化转型，在转型期，一部分老、旧的和一些高耗能、低效能的产业，逐步被优化淘汰，导致了中国经济合理下滑。可以说，这是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都会这样，当然外部时间经济不景气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

追问

高耗能，低效能的产业可以举个例子吗？

当前的经济规模建立在长期粗放式生产基础上，一旦决定转换为集约型生产，就会有一个低速增长的过程。经济政策应该能够为实现集约式、创新式发展提供动力，倒逼企业做出改变。望采纳。

***也算吧，如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可以***经济增长

市场的变化吧，当然***政策也是有影响的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中国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对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所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笔者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最明显的理由是：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了，2.7%。2012年完全***，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中国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 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中国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厉害。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中国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中国厉害。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中国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原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 50%。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中国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中国慢，所以下滑得比中国多。为什么笔者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中国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中国也不会例外。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中国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用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笔者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中国的后发优势大多了。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 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首先，中国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中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中国也是相对好的。各级***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中国的情况好多了。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中国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中国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中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笔者不太赞成。中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 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总理提到，中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中国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环境问题中国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目前中国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中国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不过，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面对新的问题，中国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中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本文作者林毅夫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我认为，是和科技创新有很大的关系。资本到了现阶段缺少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会大部分进入虚拟经济，然后正好遇到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造成出口份额减少以及国内由于高房价、医疗、养老、传统观念等因素造成消费的萎靡不振，从造成了现在的国内经济下滑比较严重。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国家层面为了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在双创、互联网、AI、共享经济、大数据、工业自动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有些方面铩羽而归。

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时候他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林毅夫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林毅夫表示，世界经济的整体疲软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从1979年到2014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是达到16.4%，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下当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林毅夫总结，中国经济连续6年持续下滑，今年经济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复苏时，林毅夫强调要考察世界整体经济是否复苏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内部的增长动力。“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总体来讲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林毅夫说。林毅夫认为国内增长动力在于扩大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以及投资需求。“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的状况，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支撑消费增长会比较好。那么投资跟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以下为林毅夫演讲全文：老师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员，参加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国家发展论坛，那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变革时代下的中国。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跟各位谈的是全球变革时代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谈中国经济发展，那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那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时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那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那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那么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那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起来照理说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去讲说平均每年9.7%的增长，当然每年之间都有波动，但是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那么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马克思唯物理论说，起因的是内因。经济下行是内因，绝不是调控。谁不希望增长快，但是达不到。不硬着陆就已经是万幸了。调控的目地也是如此。以缓慢软着陆代替硬着陆风险。经济市场阻碍加大的原因，***微调控使经济平稳减速。“软着陆”是相对于“硬着陆”即“大起大落”方式而言的。“大起大落”由过度的“大起”而造成。国民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极大地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均衡关系，于是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降落。所以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全球经济不行，被美国把危机转移给了中国。

马克思唯物理论说，起因的是内因。经济下行是内因，绝不是调控。谁不希望增长快，但是达不到。不硬着陆就已经是万幸了。调控的目地也是如此。以缓慢软着陆代替硬着陆风险。

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经济下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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